葛兆光：谈论中国文化，需要回归历史 | 盛典再现

谈论中国文化，需要回归历史

- 葛兆光 -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特聘资深教授

 

如何界定中国文化

研究中国文化，首先会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界定中国文化。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被带入世界。出现了许多讨论中西比较、讨论中国文化的论著。但那些论著常常采取一些似是而非、高度概括的概念来描述中国文化。作为历史学者，我不愿意用那些空洞抽象、似是而非的概念。界定中国文化确实很困难，但也有一些研究带来了一些启发。

 

最近三十年，学界出版了很多有关西南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著作，其中一些学者在讨论“非汉族文化”时，给我们很有意义的启发，那就是，当我们讨论某种文化时一定要具体而明确。所以，我们一定要界定什么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一定是中国有而其他国家没有，或者说，中国比较明显而其他国家不太明显的特征。

 

所以，如果要界定中国文化，严格地说，是界定汉族中国文化，我们也许可以提出五个明确的说法：第一，用汉语思考，用汉字表达，这是一个明确特点。第二，家族为基础的社会。第三，三教合一的宗教世界。第四，阴阳五行的观念、知识与技术。第五，中国人特有的天下观和华夷观，以及从这些观念里产生的，诸如朝贡、册封、羁縻这样的制度。

 

这些应当是汉族中国文化特有的、而且比较明显的特点。如果大家了解了这点，就会知道我们也可以具体化地讨论中国文化。不过请注意，在前面提到中国文化时，我特意加了两个字——汉族，因为刚才提到的五条特征，确实只能涵盖汉族中国文化，但并不能涵盖中国文化。

 

第二个难题是涵盖之难。现在中国的领土和族群，远远不止传统汉族中国。现在的中国是从大清王朝到中华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延续过程。有人说1759年清王朝版图达到最大化，清王朝里面不只有汉族，也包括了满蒙回藏苗各族，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一直说56个民族是一家。在此情况下，中国已经不仅仅是汉族中国。我们不能讨论中国文化，就仅仅讨论汉族中国文化，也不能把汉族中国文化当成整个中国文化。这就是我们遇到的第二个难题。

 

第三个难题就是评价之难。五四以来评价中国文化，学界有两个不同立场。有一种人觉得中国事事不如人，要对中国文化进行反省和检讨，所以像胡适和鲁迅，就批判居多；而另外一种人觉得中国是文明古国，在新的国际环境中自立，就要对中国文化有认同和尊重，像梁漱溟和张君劢，就赞扬居多。其实，这两种说法，在立场上对立而在逻辑上一致，都是出于现状思考而反省过去，只是有人寻找缺陷，也有人寻找资源。但是，这种谈论中国文化和评价中国文化，大多数只是感觉、情绪或立场，而不是学术或者历史

关于文化与文明

怎么样从历史上评价中国文化？这确实很困难。所以，我一直建议，我们是否能够接受或借鉴德国学者伊利亚斯对“文明”和“文化”的区分，来帮助我们评价中国文化？

 

伊利亚斯《文明的进程》里曾经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与生俱来的习惯，是使各民族保持差异的东西，是很难变化的传统，而文明是需要学习才能得来，是社会群体交往的规则，是使不同族群差异越来越小的东西。简单来说，文化是一种传统、一种习惯、一种习俗，它使各个民族保持自己的面貌；文明则是社会交往的秩序和规则，人们通过学习而接受这套规则，也因为这套规则而变得越来越趋同。

 

如果我们能够区分文化和文明，就可以更好地评价中国文化。一方面，我们可以接受传统，拥抱文化，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面向世界，接受文明。坦率地说，汉族中国的传统文化原本也是一种历史上逐渐认同起来的地方性文明，它在很长时间里被当做一种普遍文明，强调上下有序，内外有别、尊尊亲亲。但这一两百年来，这种文明被另外一种原本也是地方性文化的文明所代替，西方文明在过去一两百年中成为了普遍文明，它更强调的是平等、人权、自由、民主。现在，如果要适应这一套文明规则，是不是会损伤到传统中国文化？可是，如果我们对文明和文化进行区分，或许，可以一方面实现费孝通讲的“各美其美”，另一方面接受普遍秩序与规则，就是费孝通讲的“美美与共”。换句话说，就是拥抱自己的文化，接受外来的文明。

 

准确地介绍中国文化，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现在谈论中国文化，常常有四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有人强调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同”，而有人更强调“异”，这些与中国文化本身没有关系，而只是评价角度和立场的差别。第二种，有人讨论中国文化时强调断裂，有人强调连续。这就像一条河，有人分上游、中游、下游，有人把它看成连续的河流。其实，这都不关那条河。第三种，是强调文化的精英部分，还是强调民众部分。我过去强调寻找一般的思想、知识和信仰，所以，我更看重精英思想是如何落实到生活世界的。但有些学者，他们更习惯从中国文化内容里面，寻找比较高雅、充满哲理的部分。但这两者不是矛盾，而是互相沟通的。最后第四种，也是最麻烦的，就是强调中国文化当中光辉的一面，还是丑陋的一面？这其实跟中国文化本身没有关系，而是评价者自己的立场。其实，批判糟粕和强调精华的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念，两者是重叠的，只不过因为双方立场、现实关怀和现实判断的不同，才会造成评价的不同。这就像苏轼的那句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总而言之，研究中国文化，我们会在界定、涵盖、评价三方面，都遇到种种困难。因此，我们不要片面、简单地谈论中国文化，历史学者应该提供比较准确的论述，这是我们的责任。

 

2017年11月12日，葛兆光教授做客第三届复旦大学EMBA人文盛典并发表主题演讲。本文根据演讲速记稿整理。